鳥編來信72：《唯紅花綻放》引發的回憶

閱讀《唯紅花綻放》的感覺很奇妙，一直意識到書中的一切是現在式，因此牽引了我的各種回憶。

作者馮哲芸採訪在書中採訪不同職業、族群、宗教、年紀的人如維權律師、小粉紅、網路上突然爆紅的單車竊賊、紀錄covid19的作家、香港書商林榮基、回族與蒙古人、逃亡台灣與海外的抗爭者，探討副標所言「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」。書中受訪者講述事件大致介於2012到2023年。

這本書精彩之處在於作者採訪的人物多元，一條線接著一條線，甚至到最後面的逃亡人士時突然接到最初始的維權律師，其中少數民族如回族與蒙古人，非常珍貴（雖然也很沈重）。而新聞報導或話題人物如鐵鍊女與單車竊賊的描述，更是充滿現場直擊感。

關於這本書已經有好幾篇精彩的書評，黎胖這篇文章提出了深入且客觀的看法。

不過，我主要是想藉此談談這十幾年中，台灣與中國在出版與影視版權交流上劇烈的變化。

我的印象中，2010年前，台灣與中國出版的交流興盛蓬勃， 對岸相對開放，有些知名的台派出版人當時在北京還有出版據點。中國出版社引進許多歐美日本與台灣的出版品，包括推理小說的出版。當時台灣、香港，與中國推理迷常有各種實體與社群的交流與討論。

2017年為了推廣公司的影視版權，我與主管、同事經常出差到中國。當時與好幾家網文平台以及影視業界的交流活躍且令人興奮。

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中年直男大叔，他說接下來的重點工作是開發更多耽美作品，當時我也想在台灣尋找更多BL小說，興奮地討論了不少。

影視銷售上，他們聽了我們談手邊代理的作品，以及作者正在書寫的主題時，不管是否符合他們的需求，在不同公司不同場合經常聽到他們提到，台灣作者不受限制、突破框架的原創性非常可貴。說書時，每每看到他們對於特殊主題眼睛一亮的表情。

交流在2018年起了變化。

那一年我去了中國兩次，第一次是三月去北京參加一個大型影視推廣活動，各個展區攤位上，中國影視業者身處海景第一排，承受剛剛頒發的改編與審查禁令。許多人坦言，他們自己也還沒搞清楚什麼劇情會違反「正能量」與「主旋律」的紅線，只能先保守觀望。當然，也有信心滿滿推銷他們影片的人，這些影片從海報與片名一看就知是樣板宣傳作。當時回來，我們都覺得很不妙。可衝擊還在後頭。

七月陪作者去杭州參加創作者活動。那次，幾位作者被點名要參加一項活動，我陪著去。所有與會者圍著長桌，每個人都被要求要說說話。我的作者們說話很得體，輪到我時，我開始介紹公司「最近想改編真實事件，像是將ATM搶案改編成喜劇……」，氣氛突然騷動，我看到主辦的幾個人臉色不善，我趕緊匆匆收尾，一直到現在都還記得。

2018年的禁令一波又一波，每隔一陣子就傳來什麼主題、組合與情節不能改編。但同時也還是有作者的作品售出影視版權。賣到中國的授權費特別高，振奮人心，可緊接著是要求作者簽一份附約，不能有分裂國土的言論與主張。

第一次接到這要求時，對我的價值觀是很大的衝擊：作品能改編，作者有高額授權金，也可能因為改編得好，售出更多衍生授權，身為一起工作的編輯，我與有榮焉。可另一方面，卻要作者放棄言論自由，甚至在生活中做更多思想審查。想到前一年，中國網路平台與影視業者對台灣作者原創性的讚賞，感到諷刺。

可創作者那麼多，每個人的想法與價值觀都不同。作者總是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，但為了避免被認為是為虎作倀，我們開始一合作時就溝通，先試著理解作者想法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很難擺脫不愉快的自我感覺。

接著是反送中、疫情，與各種封鎖。

七八年前售出的好幾部作品，一直到現在，都沒拍出來。